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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國富論》，被稱爲西方經濟學的“聖經”，全書共分爲五卷。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瞭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採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爲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本書共分爲五篇，在讀第一篇《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以及勞動生產物自然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時，總能看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影子。價格的生成、度量，價值與價格的關係是每一種經濟學說的核心理論之一。在這個問題上，亞當·斯密認爲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但他並沒有將這種關係定量。在《國富論》中，價格就像一個風箏，通過纖細的線牽在“勞動”手上。亞當·斯密還給價格提供了一個參照物——穀物價格。與此相比，微觀經濟學的供求理論爲價格“鬆綁”使風箏變成一隻鳥。
本書有關金屬貨幣價值變動和紙幣的部分是我最混亂的部分。我對金銀礦藏的開發導致貨幣大量涌入市場、金銀兌換比例與實際價值的矛盾、紙幣的發行等等的影響與後果並沒有理清頭緒。只是隱約覺得貨幣的發展演變是一種價格與價值的“離心運動”並愈行愈遠。方便、快捷的代價是波動和變數。將商品與貨幣，價值與價格連接在一起的越來越是一種“信任”、“共識”，對國家權威，對長久以來形成的遊戲規則。這種“信任”、“共識”帶有一種全民博弈的色彩，不知是實是虛，像一個只知開始和結局，過程藏在黑箱裏的遊戲，不知道“可控”與“失控”的界限在哪裏。
在亞當·斯密看來，勞動分工是國民經濟增加的重要因素。在機器大生產的年代，實行規範的勞動分工和生產流水操作，給勞動生產率帶來了的極大提高，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對現在的經濟來說，勞動分工更是顯而易見。亞當·斯密能夠在當時那個特殊年代發現這一祕密，可見他超強的洞察力!
亞當斯密着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方面嚴謹而詳實的論證了國家財富。在這裏，他強調的是一國的進出口貿易。一國的進出口貿易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一國財富的重中之重。而結合我們國家而言，更能充分證明這一觀點。2010年我國的淨出口貿易近3萬億，佔全球的10%。外匯儲備更是達到了28473.38億美元，如今，我國外匯儲備一舉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一。強大的進出口貿易，不僅增加了國家財富，更使得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得到增加。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全球的經濟的影響更是巨大。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誕生，可以說爲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掃清了前進的障礙!也許，一個國家正處於轉型時，他需要一種強有力的支撐，而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體系，正是這種強有力的力量，他得到了資產階級的認同。英國走在了世界大變革的前列，自由經濟體系不僅使英國發生了鉅變，而且也推動了一個時代經濟的大繁榮!一個以市場經濟爲主導的經濟體系由此形成。亞當·斯密《國富論》，讓我們看到作者對世界經濟的深入思考，對世界經濟的巨大貢獻。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不讀《資本論》，就不會知道社會主義，那麼同樣，我們不讀《國富論》，就不知道什麼是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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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全名是《國富論》首次出版於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國富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馬克斯，《國富論》的編輯？勒納評論道:“這是一本奇怪地融合了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的書。這是一本由具有淵博知識和洞察力的人寫的書。這個人有很強的分析能力，可以篩選出筆記本上的`所有資料。史密斯當時對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都非常敏感，因爲他有很強的綜合能力和以新的引人注目的方式重新組合這些思想的能力。像馬克思後來一樣，他不是一個被限制在自己家裏的孤立的學者。他似乎全身都裝有天線，可以接收和吸收所有可能接觸到的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的末期和現代世界的開端寫道，在現代世界中，封建制度仍然堅持着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出的頑固不化。他寫信反對這種利益集團。因此，他的書不僅是爲圖書館的書架而寫的，而且對經濟觀點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生活的整個生活環境。”
史密斯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在社會的長期演變中，情感和“公正旁觀者”之間的內部鬥爭實際上是如何在歷史的大舞臺上進行的。第五部分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因缺乏資源、戰爭或糟糕的政府政策而停止，否則這些階段將繼續下去。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第一個“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個階段，封建或莊園“農耕”的第三個階段和商業相互依賴的第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伴隨着一個適應其需求的系統。例如，在獵人階段，“沒有財產...因此，沒有既定的行政長官或正式的司法行政機構。”隨着牛羊羣的出現，出現了更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還包括不可或缺的法律和秩序堡壘。史密斯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被自然法所保護。他說，“建立文官政府是爲了財產安全。事實上，它的建立是爲了保護富人免受窮人的傷害，也就是說，保護那些擁有一些財產的人免受那些根本沒有財產的人的傷害。”最後，史密斯將這種演變描述爲一個社會階段，從封建主義發展到需要一種新的制度，這種制度是由市場而不是由行業協會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後來被稱爲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史密斯稱之爲完全自由的體系。物質生產基礎的這種不斷變化必然會帶來上層建築的變化，這顯然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相似。然而，也有一個主要的區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後的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上，主要的驅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完善的願望驅動，由理性引導。
《國富論》遠非一篇被普遍認爲的學術論文。儘管史密斯也說服了自由放任主義，但他的論點更反對政府幹預和壟斷。雖然他稱讚貪婪的結果，但他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爲和策略。他也不認爲商業系統本身是完全值得稱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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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麼?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麼，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爲，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爲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爲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爲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裏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於人類發展歷史的描述。由於水運的便利優於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生交換行爲。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着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展的結果。河流對於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爲的發生。從而帶動了地區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着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節。如此循環，城市的規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