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和女導演李玉面對面，她的直率是最能打動你的地方，從《紅顏》的成名到《蘋果》的風波，直到即將於3月4日公映的《觀音山》，她的言辭一如她的影像，乾脆而犀利，感性而直接。
關於《觀音山》——
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影片就更需要觀衆給一個信任，先把手給我，讓我拉着你走一段，先不要有好萊塢有因有果的界定，就是坐在那去享受那個電影。
記者：《觀音山》想要表達的是怎樣的情緒，聚焦的又是怎樣的人羣？
李玉：我自己有一個願望，想要拍一個現代人精神交流的戲，主要想表達的是年輕人和中年人，這兩個年齡段最容易出問題。比如年輕人面對愛、面對家庭，都容易產生困惑，他們雖然走上社會了，但都沒有太多經歷，涉世但是不深；而中年人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就像電影裏張艾嘉的角色經歷了各種痛苦，喪失兒子、離婚。那麼讓這兩個不同年齡階段的人碰在一起會發生什麼故事，會怎麼樣去關照內心世界，這就是我們想表達的。《觀音山》這個片名也是因爲它是成都的一個火車站，就像一羣陌生人從這裏上車，相遇相愛，這裏的愛可能是大愛，而到了下一站他們可能就下了車，但是就是因爲有了這一站的相處，他們的生命就有了不同。
記者：從您的描述感覺是一部寫實的電影，但是預告片的鏡頭卻很寫意，如何中和這兩點的？
李玉：把現實裝進詩裏吧。我一定不希望這個電影是平庸的，大家看到了沒感覺，我希望它是打到你的，而不是撫摸你。就是他影響到你的內心，有人說我從中看到了自己，有人說我沒看到但是我羨慕他爲什麼我沒有這麼不靠譜的時候，這些都是我得到的真實的反饋。我一直不做任何反駁，誇我我就高興，批評我就不高興，影迷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讀解。電影做完之後是個開放性的東西，尤其現在這個時代，大家看到的商業片就只有這麼幾類，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影片就更需要觀衆給一個信任，先把手給我，讓我拉着你走一段，先不要有好萊塢有因有果的界定，就是坐在那去享受那個電影。
記者：像您說的這種拍攝方式會不會有壓力？
李玉：創作是很幸福的，那種壓力是有快感的。那個壓力是好的，不是來自外在，而是自己的內心。
記者：從您的描述感覺是一部寫實的電影，但是預告片的鏡頭卻很寫意，如何中和這兩點的？
李玉：把現實裝進詩裏吧。我一定不希望這個電影是平庸的，大家看到了沒感覺，我希望它是打到你的，而不是撫摸你。就是他影響到你的內心，有人說我從中看到了自己，有人說我沒看到但是我羨慕他爲什麼我沒有這麼不靠譜的時候，這些都是我得到的真實的反饋。我一直不做任何反駁，誇我我就高興，批評我就不高興，影迷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讀解。電影做完之後是個開放性的東西，尤其現在這個時代，大家看到的商業片就只有這麼幾類，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影片就更需要觀衆給一個信任，先把手給我，讓我拉着你走一段，先不要有好萊塢有因有果的界定，就是坐在那去享受那個電影。
記者：像您說的這種拍攝方式會不會有壓力？
李玉：創作是很幸福的，那種壓力是有快感的。那個壓力是好的，不是來自外在，而是自己的內心。
記者：您覺得《觀音山》是文藝片還是商業片？
李玉：我覺得它是一個有文藝情懷的電影。我不會把它界定是一個文藝片、藝術片或者商業片。因爲我覺得中國電影現在有個誤區，總把文藝片和藝術電影放在一起，文藝片實際上是好萊塢的一個商業片類型，是類型片之一，很多好萊塢文藝片都是賺錢的，票房很好；那藝術片就另當別論了，必須要對電影有貢獻、有創新，甚至可能是實驗的。
記者：電影裏有段戲是取景汶川地震之後，幾個人在廢墟上，您那場戲想表達的情緒是什麼？
李玉：失去和死亡帶給常月琴的感受，不想去強調地震後的悲憫之心。因爲這個電影有探討死亡的一部分，她兒子出車禍死了，我們沒有讓他兒子在地震中死亡，而是車禍，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普遍性的東西。她再去看到地震廢墟的時候，她自己會有一個體驗，因爲她經歷過失去的痛苦。
記者：有些人看了以後說，這段戲加在這個片子裏有些突兀。
李玉：這個電影就是象詩一樣的，它不是一條線完全不走開。我們其實還有個更遠的線，一個釘子戶的故事，這不是一個傳統的電影。其實《蘋果》還算一個傳統的電影，一條線下來的，一件事引發一個結果，然後這個結果再引發其他東西。《觀音山》就類似李滄東的《詩》，慢慢的滲透，看到很多延伸的東西，尤其是後半段，前面還是很戲劇化的。
記者：片子裏面反覆出現火車的場景有什麼涵義嗎？
李玉：其實就出現過兩次，其中一次是這樣的，扒火車是他們的釋放，因爲前面遇到的自殺太壓抑了，剛好丁波那個角色的父親是鐵路職工，他們有這個便利扒火車。接下來你看到一個平行，釋放的時候常月琴的生命還是停止的，一個靜靜的背影；等他們下來的時候，常月琴是在過馬路，她像死了一般，只有身體在動；當三個人沒有目的在站臺溜達的時候，常月琴還是在那靜靜地抽菸；等他們等下一輛列車沒趕上，你就會覺得那個時候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存在感了。其實是有個線索的，就是希望大家有各種各樣的理解，你覺得悶都好，我就是不想弄得太明白，比如生命的不同層次，那樣就成了一個作文了，這也是我前面所講，是我自己能想到的我自認爲很迷人的電影語言。
記者：片子的主線是講述年輕人成長的傷痛，而這也是臺灣電影慣常表現的題材，有沒有受到臺灣電影的影響？
李玉：你們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好像韓寒也說過，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想。很多歐洲電影也講殘酷青春，臺灣電影也是跟歐洲電影學的。我這個也是手持，《蘋果》是躁動的手持，這個是有交流有呼吸的手持，在國際上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拍法。不過侯孝賢基本都是靜態鏡頭，和我這個也不像，楊德昌的就更不像了，因爲我經常看他的電影，和我這個完全不一樣。我和他不是一類，但是我喜歡他的東西。
記者：現在國內公映的版本和東京電影節上放映的有沒有不同？
李玉：有很大的不同，去掉了五分鐘，講述方法不同了。我們這個片子除了讓曾劍剪，還讓一個德國的剪輯師剪過一版，他覺得這個片子比《蘋果》更讓他心動。他剪過好萊塢、歐洲的電影，婁燁的片子也剪過，我們出過幾版之後，經常就是在剪輯室把燈一關，邊看邊那張紙記一些感性的東西，然後就開始討論。倒不是爲了電影局，同性的那段還是保留下來，我個人覺得《讓子彈飛》都能通過，現在真的已經寬鬆很多了。我們自己反倒比電影局還電影局，它只要覺得你合理，不是噱頭就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