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看過不少古代宮廷劇，其中較爲受歡迎的，肯定要說武則天，但是大家不知道武媚娘指的是誰，其實武媚娘就是武則天的別名，今天讓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吧。
武則天，自名武曌，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正統女皇帝。
武則天出生於官宦之家，她14歲時入宮成爲唐太宗的才人，並獲賜號“武媚”。後來，唐高宗繼位，武則天被接回宮，並受封昭儀。後來，武則天幾經波折成爲皇后，並與李治臨朝聽政，兩人並稱“二聖”。唐高宗去世後，武則天作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專權朝政。天授元年，武則天自立爲帝，建立武周。
她稱帝后，殺害大量李氏宗親，施行“酷吏政治”。武則天在位期間，獎勵農桑，改革吏治，使得賢才輩出。神龍元年，宰相張柬之等人發起政變，武則天被迫讓位於李顯。同年，武則天病逝，享年82歲，與唐高宗合葬乾陵。
武則天在位期間，發展了貞觀之治，又爲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武媚娘指的是誰2武則天(624年-705年）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尊爲武周聖神皇帝。本名武媚娘，即位後改名武曌（zhào），取意“日月當空”（有另一種寫法，瞾，取其“雙目當空”之意）。幷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她的國號爲周，不是唐。
武則天，是一個頗具歷史魅力的名字，是一個似傳奇而非傳奇的歷史名人。她是唐王朝開國功勳武士鑊之次女，千古名帝唐太宗之嬪妾，高宗李治之皇后。她在佐執朝政30年後，親臨帝位，自封“聖神皇帝”，廢唐祚於一旦，改國號爲周，成爲中國封建史上空前絕後的唯一女皇帝。她從參與朝政，自稱皇帝，到病移上陽宮，前後執政近半個世紀；她上承“貞觀之治”，下啓“開元盛世”，歷史功績，昭然史冊，誠如宋慶齡先生客觀之評價：“封建時代傑出的女政治家”。
武則天，本名武照，稱帝后自造文字更名武曌，讖書謂之“止戈不離身，二目在空中”。唐北都太原文水人。生於武德七年（624年）正月，卒於神龍元年（705年）十一月。生母是武士彠之續妻，隴右士族、隋朝宰相、遂寧公楊達之女。她出生於初唐新貴顯宦之家，飽受顯赫權勢、豪奢 之薰陶，養就無限的權力慾。然而，漢唐以來極重士族的門閥之風盛行，武氏庶族之門第，低微之出身，又使她飽受士風流俗之輕視。這一特殊的境遇與遭際，深刻地刺激着青年時代的武則天，造就她狂妄地追逐和攫取最高權力、不達唯我是從之目的決不罷手的堅韌性格；形成她以冷酷手段報復一切，殘忍嗜殺的陰暗心裏。這些從她參政乃至於“南面稱孤”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中，表現得至爲突出，成爲她一生功過參差的修養、品德、性格和心裏根源。
武則天，自幼聰慧敏俐，極善表達，膽識超人。父親深識其可造之才，遂悉教其讀書識字，通曉事理，洞察人情世態。史載，則天十三四歲時，博覽羣書，博聞強記，詩詞歌賦都奠下一定基礎，尤長於書法、字態卓犖不羣。
貞觀十一年（637年），14歲的武則天以才貌出衆，入選宮中。對此“舉家哭泣”，她卻勸尉：“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新唐書·則天皇后傳》）受封“才人”後，則天行事幹練，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嬌豔，頗得太宗歡心，遂賜號“武媚”，習稱“媚娘”。時日既久，太宗又發現則天學識尚好，且懂禮儀，便把她從侍奉穿衣的行列，調入御書房侍候文墨。這一變故使武則天能夠接觸皇家公文，得曉宮廷大事，並能讀到許多鮮見的'書籍典章。使之眼界頓闊，日漸通曉官場韜略與權術。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26歲的武則天與所有嬪妃，被髮送長安感業寺削髮爲尼。太宗九子李治即皇帝位後，因侍奉太宗病時，對其極有興趣，遂經常藉故往來於大內與感業寺之間，與則天謀面，最終在兩三年後借王皇后與淑妃爭寵之隙，重詔則天入宮，晉封爲“昭義”。永徽六年（654年），極受高宗寵幸的武則天，在內宮鬥爭中，根基日牢、勝券在握，遂日促高宗立己爲後。皇后廢立乃國之大事，須與重臣商定。當高宗把廢黜皇后王氏，欲立武氏之打算向長孫無忌、諸遂良等元勳重臣說明後，立即遭到強烈反對。他們以武氏出身卑微、曾爲先帝嬪妃爲由竭力阻撓。而早與武則天同謀的許敬忠以及李義府、李勳（徐世績）等一班朝中要員，則盡力爲之呼號。尤其是李勳一句“立後乃爲陛下家事”，終使高宗斷然頒詔，正式冊立武則天爲皇后。自此，皇家內宮大權，盡落武氏之手。
取得皇后之尊的武則天，並沒有停止攫取唐室最高權力的步伐，她的通文史、多權謀、精明機智、詭變不窮之長，得到充分施展，使高宗在寵愛之餘，另眼相看。她則趁此機緣，積極參與朝政，“百司奏事，時時令後決之。”從永徽六年（654年）至顯慶四年（659）的5年中，她先貶尚書右僕射諸遂良，使其鬱悶而死；再黜中書門下平章事長孫無忌，逼其自縊；並罷免朝中諸、長孫追隨要員20多人，鞏固和擴大了後黨勢力，掃除了其覬覦朝政、獨攬大權之障礙。
顯慶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風眩，目不能久視，遂下詔委託武后協理朝政。武則天也由幕後走上前臺，從參政步入執政，史稱“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後來，高宗以爲大權旁落，圖謀收回朝政，密令中書侍郎上官儀草詔廢后。由於機事不密，“謀泄不果”，武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下手爲強，誅殺上官儀，制約衆朝臣。高宗之舉，功虧一簣，胎死腹中。更由於武氏則天，處理政務，弛張有法；斷決國事，板眼有章，甚爲羣臣敬服。不似高宗久諉拖延，使臣下進退維谷。所以，高宗雖厭其難以駕馭，而許多國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於她，索性任其行事，同臨“紫宸殿”，一起接受羣臣朝拜，並於上元元年（674年）頒詔天下，自號“天皇”，尊武氏“天后”，天下謂之“二對”。此後，高宗形同虛設，唐朝權柄，盡在天后掌控之中。
從上元元年（674年）則天以“天后”之尊，親臨政壇，到天授元年（690年）正武稱帝的16年中，她爲最終登上皇帝寶座，做了大量的長時間的準備，採取了多種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在帝位的繼承上，高宗想禪位於長子李弘。武后則不念母子之親，將其鴆死，立次子李賢爲太子。高宗委李賢以監國之重任，李賢處理政務頗爲精幹，武后則尋找藉口，廢李賢爲庶人，立三子李顯爲太子。弘道天年（683年）高宗卒，李顯繼位爲中宗，武氏則天便以皇太后名義臨朝稱制，很快廢掉中宗，貶封廬陵王，立四子李旦爲睿宗。而李旦卻是昏聵無能之輩，名爲帝王，實是傀儡，處處受制於武后。
公元690年，武則天認爲親臨帝位的時機成熟，遂先借名僧法明之口，廣造輿論：“太后爲彌勒佛轉生，當代唐爲天子。”接着又一手導演了以唐睿宗爲首的6萬臣民上表勸進、請改國號的壯舉。在此之前，武氏相繼鎮壓了徐敬業揚州發難，李衝博州、李貞豫州之叛亂，恐怖的斬殺，廣泛的株連，使政治上的反對派噤若寒蟬。至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則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順從衆議”的山呼萬歲聲中，登臨大室，實現了長期以來夢寐以求之夙願，改唐爲“周”，自號“聖神皇帝”，拉開她一生最爲輝煌的帷幕。這年，她已是67歲高齡。
如果說，武則天在稱帝前的30餘年參政執政的政治生涯中，已顯示出驚人的政治謀略與冷酷果敢手段。那麼，在稱帝之後的14年中，則更充分地表現了她在用人、處事、治國等各個方面的傑出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稱帝后的武則天，極爲重視人才的選拔與使用。她認爲“九域之廣，豈一人之強化，必佇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國”、“定邊疆”之人才，不計門第、不拘資格，一律量才而用。爲了廣攬人才，她發展和完善了隋以來的科舉制度，放手招賢，允許自舉爲官、試官，並設立員外館，儲備有才之人。她還首創了殿試和武舉制度，爲更多更廣地發現人才，網羅人才創造條件。比如，中唐名將郭子儀，就是“自武舉異等出”。於是乎在她爲帝的年代裏，始終有一批“文似仁杰”、“武類休武”的能臣干將，爲其忠實效命，有力地維護着武周政權。
對於農業生產，武氏也頗爲重視。她說：“建國之本，必在務農”，“務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人富。”武周朝規定，能使“田疇墾闢，家有餘糧”的地方官升任；“爲政苛濫，戶口流移”的“輕者貶官，甚至非時解替”。這樣，在武週一朝的年代裏，農業和手工業都得到長足的發展，人口也迅速增加。據史料統計，高宗永徽間全國總戶數爲380萬戶，到則天臨終的神龍元年，漸增至615萬戶，幾乎增長一倍。僅此一例，即可看出這一時期農業經濟的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情況。
在抗擊外來入侵，保護邊境安寧、友善相鄰諸國等方面，武則天繼承和發展了唐太宗的民族懷柔政策和 “降則撫之，叛則討之”的策略。尤對吐蕃、契丹、突厥等周邊部族的侵擾、背叛，採取堅決抵抗、討伐的態度，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長壽元年（692年），則天採納西州都督唐休景之建議，積極準備收復被吐蕃國侵佔的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經過近年的厲兵秣馬，御命大將王孝傑出徵，終於大破吐蕃，一舉收復四鎮，復置安西大都護府於龜茲。長安二年（702年），又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縣）設置北庭大都護府，打通一度中斷的“絲綢之路”。自此安西大都護府與北庭大都護府，分轄天山北南兩路（即今南疆、北疆），挫敗了吐蕃之銳，維護了唐王朝版圖完整和西陲之安寧。
在西敗吐蕃，建置兩府的過程中，唐東北邊陲遼河上游的契丹族日見強盛。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酋長率部發動叛亂，來勢兇猛，一時狼煙四起，民不聊生。當時，西部與吐蕃的戰事尚未停息；東北又生戰亂，面對兩線作戰的武周政權，何去何從，衆臣難以委決。武則天卻成竹在胸，果斷下令平叛，要將契丹之亂平息於初萌。果然，僅用一年時間便使契丹部族望風而降。之後，武則天又迅速實施安撫政策，命得力文臣配合平叛將帥，以強大的軍事壓力爲後盾，及時對契丹百姓給以撫慰，攻心爲上，不追舊惡，使之安心歸附。充分地顯示出女皇一代風流的政治家風度與傑出的軍事才能。在養軍護軍方面，武氏則天堅持邊軍屯田，減輕國庫負擔的政策。天授年間，大將婁師德檢校豐州都督，“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大足年間，郭元振任涼州都督，堅持屯田5年，所獲“軍糧，可支數十年。”正是由於這樣，武周政權，軍不憂補給，民不受戰荒，既鞏固了邊防，又減輕了長途轉運之勞，終使國家長治久安，日漸強盛。
當然，在武則天掌權執政時期內，也有很多過失。她重用酷吏，獎勵告密，使不少污吏橫行一時；她刑訊逼供，濫殺無辜，使不少文臣武將蒙受不白之冤；她無度選官，致使官僚機構膨脹，必然加重對人民的盤剝；她好大喜功， 奢靡，任意揮霍，耗費大量財資和勞動力；她迷信惑衆，濫造寺院，弄得“今之伽藍，制過宮闕”，使大批良田被侵佔，許多不良之徒側身僧衆，給人民帶來極大的負擔和災難。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和延緩了生產力的發展，有損於她的形象。不過，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用歷史的功過來衡量裁定一個歷史人物，她的這些錯誤和過失，畢竟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支流，與其上承“貞觀之治”，下啓“開元盛世”；割除時弊，發展生產；完善科舉制度，破除門閥觀念；重才惜才，不拘一格任用賢才；維護國家統一，積極平叛，反對0；順應歷史潮流，大刀闊斧實施改革等歷史功績相比，難以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