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香港寸土寸金，滿大街的奢侈品，滿眼的高樓大廈，可居住條件則真是不敢恭維。一家三代五六口人，住個一二十平方也很正常。出門去大街吃飯，和陌生人拼桌是最正常不過的。過馬路、逛街也是摩肩接踵，擁擠不堪。難以想象如此擁擠的生活環境，竟是購物天堂，人人嚮往，真不知幸福感從何談起？
小時候，我們一家四口住在媽媽單位宿舍的地下室一個十幾平方的房子裏，什麼樣不記得了，只是偶爾聽媽媽談起。模模糊糊記得那一扇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小窗戶，還有袁奶奶一家。
袁奶奶是南方人，長得小巧玲瓏，白淨的臉龐，永遠都梳得光滑整齊的，攏在耳後的短髮。袁奶奶有一個兒子和一對雙胞胎女兒。儘管後來多次搬家，和袁奶奶一家一直都有聯繫，兩個沒有一點血緣關係的兩家人，在通訊相當不發達的年代，相處的比親戚還親。
八九歲的時候，我們一家搬到了一個有着十幾戶人家的整齊的大雜院。說是大雜院，是因爲每一家在院子裏各自蓋了一些零零散散、高低不平的小屋，基本都是廚房。廁所是公用的，自來水管也是公用。
聽大人們講，那裏解放前是一所日本人開的`醫院，中間那座房頂尖尖的像教堂一樣的房子，地板是木頭的，下面是防空洞，走起路來，咚咚作響。
因爲他們家男主人是一個單位的經理，所以住的裏外兩間的大房子。其他人則住在大房子周圍，一間一間的，我猜想，大房子一定是醫生看病的診室，我們住的則是病房。
我們曾經跑到那戶人家，拿着手電筒，從地板上的小洞往下面看，看到有臺階，有些陰森森的。後來長大了，還想着，如果哪天那裏拆遷，一定要回去看看下面到底是什麼？也許有日本人的祕密也不一定。
我們住的那間東屋，正衝着中間大房子的窗戶。那時候，電視機還不普及，後來中間那家買了個黑白電視機，一到夏天的傍晚，就放在窗臺上播放，院裏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搬了凳子，圍坐在窗前觀看，《加里森敢死隊》就是那時候看的，成爲我兒時記憶抹殺不去的美好的回憶。
那間房子有二十平方左右，長長的，就像現在的雙人病房那麼大。爸爸、媽媽、我，還有妹妹一起住，有段時間奶奶也跟着我們住過。家裏一張大牀，一張小牀，由於人多房子小，心靈手巧的爸爸在小牀邊搭了一塊板，板的兩頭用角鐵焊成的三腳架支撐着。白天放下來不佔空間，晚上打開，小牀變成了大牀。牀下面都是抽屜，方便儲放衣物啥的。一套組合傢俱佔滿了南面的牆。組合櫥前面，放了一個摺疊桌子，兩邊放了兩把摺疊椅，吃飯的時候，搬到屋子中間，大家圍桌而坐。房間裏南北方向和東西方向，各拉着一根鐵絲，鐵絲上掛着布簾，到了晚上，簾子一拉，一居室立馬變爲三居室。爸爸在房子外面又加蓋了一間小房，平常做飯洗衣。一個簡易的橡膠袋的太陽能放在房頂，晚上在爐子前面拉上一塊塑料布，廚房就化身爲浴室。我們家雖然擁擠簡陋，但被媽媽收拾的乾淨利落，一家人也是其樂融融。
最是盼着放寒暑假，院裏年齡相仿的孩子有十幾個。外面的公共自來水管那裏有個一米五見方的臺子，我們就在那裏打乒乓球，或是在院子裏捉迷藏，我們家的大立櫥是我和妹妹的藏身之所之一。
院子裏有三棵老槐樹，說它們老，是因爲兩個人抱不過來。還有兩棵無花果樹，一個葡萄架。等槐花飄香的時候，我們就用竹竿去打槐花。等到無花果和葡萄成熟了，種無花果和葡萄的人家，就挨家挨戶送一些讓大家分享豐收的喜悅。
有一天來了一些工人，圍着大槐樹量了又量，聽大人們說，這裏要拆了。我們自然是高興，拆了就說明，我們要住大房子、新房子了。記憶中，他們好像來過三四次，但是，三十五六年過去了，那個院子還是濤聲依舊。唯一不同的是，基本是人去屋空。現在，只有幾個做買賣的租住在那裏。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都住上了大房子，房子比原來大好多倍，但卻沒有了往昔的快樂。一扇扇冰冷的防盜門，阻斷了人和人之間的聯繫，少了許多的鄰里親情。住了快二十年了，對門男主人姓氏名誰我至今都不得而知。
加措活佛說：平靜的生活就像一杯白開水，喝起來淡而無味，卻不知道，正是它的純淨無味，才讓人的生命更有容量，也只有懂得生活的人，纔會在這份平淡中品出甘甜和幸福的味道。
房子大了，心卻空了，好懷念兒時蝸居時的快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