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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45城人均存款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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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45城人均存款額公佈,隨着《中國統計年鑑2021》的發佈,各省市的經濟發展情況也成爲了外界所關注的焦點。北方城市在人均存款上的表現頗爲亮眼。我國45城人均存款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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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公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1,2020年底國內居民累計存款額爲93.44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儲戶累計存款金額爲92.6萬億,比去年增長13.9%。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計算,我國約有14億居民,再按照存款組合計算,人均存款需要達到66700元才能達標,而且平均數中還包含沒有勞動能力的未成年人、殘疾人和老年人,因此,人均存款應該遠高於這個數字。

當然,如果你的家庭存款餘額沒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且你還位居在一線和二線城市,就很難超過當地的人均存款餘額。在統計中,一份關於中國45個城市的詳細報告,在這些城市中,除了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外,還有很多二線城市。

根據調查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在45個城市中,北京的家庭存款餘額最高,拉薩的家庭存款餘額最低。如果要從具體的數據來看北京的住戶存款餘額是拉薩的近81倍。

我國45城人均存款額公佈

我國45城人均存款額公佈 第2張

數據顯示,2020年北京人均存款達到19.6萬元,接近20萬元大關。上海以14.8萬元人民幣排名第二,新一線城市杭州以11.9萬元人民幣排名第三。其中,北京以超過4萬億元的存款總額排名第一,達到4.288萬億元,其次是上海3.67萬億元,廣州2萬億元。重慶、深圳、成都、天津、杭州、蘇州、西安分別排名第四到第十位。

從12個住戶存款總量過萬億元的城市來看,南方地區占主導地位,但北方地區也有四個城市——北京、天津、西安和瀋陽——在前十中,則有3個。相比之下,在GDP前十城市中,北方城市只有北京1個。換言之,相比GDP總量,北方城市存款總量更爲突出。

爲什麼南方人更富有?

請注意,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相對概念”,例如:深圳人比瀋陽人更富有。這並不是說瀋陽人更窮,但考慮到人均GDP,深圳人比瀋陽人高一點,僅此而已。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北方城市很多人喜歡存錢,他們的存款甚至比深圳很多家庭還要高。但爲什麼我們仍然覺得北方相對貧窮?而且是越來越窮,這是爲啥呢?

問題可能恰恰出現在了存款上面,因爲北方人在公司工作的比例更大,他們的生活也相對簡單。掙錢後,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而存款是最安全的方式。由於商業環境的影響,南方人更傾向於創業或投資。無論是商業還是投資,多少有點像滾雪球遊戲。只要找到有雪的地方以及長長的坡道,南方人的財富就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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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全國人均存款在6萬元左右,還是11個城市人均存款在10萬元以上,我相信很多人都達不到標準。事實上,存款達不到標準是正常的。人均存款,確實是被平均了。一些富人的存款足以抵消許多人的存款,而大多數普通人的存款都低於這一水平。曹德旺曾經說過:中國14億人口中,只有2億人有消費能力,其餘的人只能維持生存。

經濟學家郎鹹平也表示,儘管中國的人均存款在6萬元左右,但約5%的富人人均存款爲47萬元。此外,他們還擁有大量股票、基金、房地產或其他資產。其餘95%的人口平均存款只有2.4萬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這一羣體也分爲兩個層次,約佔全國總人口的.40%。大約5.6億人沒有存款,這表明中國仍然有大量貧困人口。

而且,存款少並不意味着沒有錢,有很多人因爲買了房子,纔沒有多少存款。根據目前的房價,這些擁有住房的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能算是窮人。存款已經不再代表他們的真正財富,而房產纔是這些人最大的資產。

而那些沒有固定資產,存款又沒達到標準,那隻能說真的比較缺錢了。據上海財經大學高級研究所統計,每月只有10%的中國人收入超過5000元。因此,很多人是真的難以有足夠多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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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統計年鑑2021》的發佈,各省市的經濟發展情況也成爲了外界所關注的焦點。我們首先從住戶存款來看,所謂的住戶存款是指,我國的銀行業和金融機構憑藉着自身信用吸收我國居民的儲蓄存款和其他的方式吸收的住戶部門支配的存款。以2020年爲例,當年我國的住戶存款總額爲93438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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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統計年鑑2021》發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共有12個城市的住戶存款在萬億以上。這12個城市分別爲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深圳、成都、天津、杭州、蘇州、西安、瀋陽和武漢。沒有任何懸念,北上廣三座城市的住戶存款位居我國城市住戶存款的前3名。具體數字爲,北京42889億元、上海36734億、上海20774億元。

從城市發展的過程來看,城市的發展都是經歷從中心到邊緣的擴散。一個經濟發展領先的中心城市同時決定着城市所處周圍區域城市的發展。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這些城市分別以上海、廣州和北京作爲中心城市,可以說北京、上海、廣州的經濟發展影響着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而北上廣憑藉着其獨特的城市吸引力,對我國的人才具有較強的拉力作用,這也帶動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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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們從人均存款來看,我國北方城市在人均存款上的表現頗爲亮眼。我國共有11個城市的人均存款超過10萬元大關,這11個城市分別爲北京、上海、杭州、瀋陽、廣州、太原、天津、深圳、大連、南通、南京。這裏面的北方城市總共有5個。而在這11個城市之中,排名前3的分別爲北京19.6萬元,差不多近20萬元。上海14.8萬元、杭州11.9萬元。

在這裏我們需要指出一個問題,人均存款和一個城市GDP發展情況雖然有一定關係,但二者並非呈現正相關。簡單來說,我國北方城市人均存款超過10萬元以上的城市雖然佔了5個,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北方城市的GDP發展速度和南方城市還有一定差距。它只是反映這一時期居民手中閒錢的情況。

我們舉例來說,在我國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很多著名的商幫,比如福建的閩商。當地人基本上以做生意爲主。他們把賺來的錢或通過投資實體行業、或通過其他方式來賺取更多的錢,而非是存入到銀行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拉動當地人均存款數量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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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今年行業平均工資來看,IT行業憑藉着平均工資12.25萬的收入,成爲了我國最賺錢的行業。但顯然,考慮平均工資其實本身意義不大,因爲我們很多人的工資都屬於被平均的。尤其考慮大家存在着被平均的情況。我們不如關注下當前我國最低工資在運行過程存在的問題。

首先,由於中國最低工資制度還僅僅是一項部門規章,所以沒有以法的形式明確地方政府和企業在貫徹最低工資制度的過程中的相關責任,導致在執行和落實的過程中缺乏法律的強制力,不利於最低工資制度保障作用的充分發揮。

再者,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就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有的企業爲了降低成本,開始招收大量的兼職人員。而大部分兼職學生出於對自身的鍛鍊而接受低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勞動密集型企業多是實行計件工資形式來壓低人工成本,而勞動者要想獲得最低工資就需要付出高於正常勞動的勞動時間,最低工資制度的保障效果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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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最低工資不能適用於這一部分需要保護的羣體。許多發展中國家爲了保障廣大勞動者的生活,縮小貧富差距,最低工資通常會相當於平均工資的 70%以上。但中國從 2004 年實行開始《最低工資規定》以來,各省市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值大部分處於 0.2-0.4 之間,明顯低於“國際水平”。

另一方面,雖然《最低工資規定》實行以來最低工資標準逐年呈上升趨勢,但是與平均工資的比例卻逐年呈下降趨勢,而且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速遠遠落後於人均GDP、職工平均工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人均消費支出等的增速。

從以上分析來看,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仍存在着較大的地區性差異問題。從人均存款來看,基本上還是集中在東部地區。因此,如何實現經濟的統籌發展是現階段我國經濟重點發展的方向。最後,筆者想問下大家,各位的工資有被平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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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7個城市住戶存款超過了萬億。其中,廣州以20774億元位居第一。人均方面,有6個城市人均存款超過了10萬元,其中,杭州最高,接近12萬元。

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7個城市的住戶存款超過了萬億元。其中,廣州以20774億元位居副省級城市第一。深圳和成都分別以18674億元和17085億元位居第二、第三。

住戶存款,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信用方式吸收的居民儲蓄存款及通過其他方式吸收的由住戶部門(由住戶和爲其服務的非營利機構組成的部門)支配的存款。第一財經記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對15大副省級城市住戶存款數據和人均存款數據統計梳理髮現,有6個城市的人均存款超過了10萬元。

其中,杭州最高,接近12萬元。杭州所在的浙江省是第四經濟大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更是僅次於京滬兩大直轄市,也是我國民營經濟最爲發達的地區,經商羣體十分龐大,作爲強省會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金、技術、人才,資金也比較多。

杭州之外,瀋陽以11.4萬元超過了廣深,位居第二。另外,遼寧的另外一個副省級城市大連的人均存款也達到了10.5萬元,與深圳差距很小。爲何瀋陽、大連這兩個來自東北的副省級城市人均存款較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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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副省級城市居民存款數據(數據來源:第一財經記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整理)

一方面,這兩個副省級城市的城區人口規模佔比都比較高,比如瀋陽城鎮化率達到了84.52%,城區人口占全市人口77.95%;大連城市化率達到了82.35%,城區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爲69.93%。城市化率越高尤其是中心城區人口規模大,因此整體的人均收入也會比較高,這樣一來人均存款也比較多。

另一方面,無論是瀋陽還是大連,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比較高。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對第一財經分析,一般來說,年齡越大的羣體越不愛投資,更追求資金的安全性。因此,這些地方的人均存款也會比較高。再加上相比東南沿海地區,這些地方的房價水平較低,自有住房比例較高,因此存下的錢也比較多。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東北老工業基地國企多,比如,瀋陽、大連這些中心城市原來的國企職工很多,現在擁有職工養老金的比例很高。同時老年人口的消費意願低於年輕人,更習慣於存款,因此他們的人均存款金額也會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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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另外兩個來自東北的副省級城市長春和哈爾濱,同樣是國企佔比較高、老齡化程度佔比較多,但爲何人均存款與瀋陽和大連差距較大?這裏面的一大原因在於,長春和哈爾濱兩地的市域面積較大,城市化率和城區人口占比較低。比如哈爾濱的城市化率爲70.61%,城區人口占比也僅爲54.95%。而長春的城鎮化率只有65.94%,雖然市域總人口有906.69萬人,但城區人口仍不到500萬人。城鎮化率較低、城區人口規模佔比較低,也影響了整體人均收入和人均存款水平數據。

此外,青島、廈門、寧波等計劃單列市總體上居民人均存款數據往往不如所在省域的省會城市。這是因爲省會城市擁有全省最好的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務資源,大量的技術、人才、資金資源也會向省會城市集聚,省會城市的“體制內”人員較多,國企較多,第三產業較爲發達,居民存款也會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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